从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截至目前，“1+N”配套文件陆续出台，新一轮国企改革在不断推高的舆论声中逐步走向深化。这一轮国企改革啃的都是硬骨头，难度大、挑战多。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率先行动起来的地方和企业，大多选择了“守住底线、试点先行、平稳推进、释放活力”的改革路径。然而，因为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间，“国企改革进程缓慢”“雷声大、雨点小”等论点甚嚣尘上。
2016年7月下旬，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深入各地调研，推介了12个“国企改革样本”的创新模式与改革经验，着力还原前一阶段国企改革的真相和全貌。
十二样本的改革之所以能典型引路、释放改革利好，是因为这些地方和企业都在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是因为这些样本基本都有着较好的改革传统，如广东一向开风气之先，国投一直把改革创新作为企业的发展生命线；是因为这些样本均能做到系统谋划，规避了很多改革误区，做到了利益最大化，比如干部任免、信访等敏感问题，如何在执行中谋求共赢，是改革的一大挑战；是因为这些样本都能将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结合，将产业布局与金融布局结合，将提质增效与创新创业结合，这些新思路新做法，展现了改革样本的时代智慧；是因为这些改革样本实现了以改革带发展、以发展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在经济大局发展趋缓的背景下，几乎所有样本的发展速度都有所提高，改革效果都较突出。
系统推进 快人一步
国企改革从来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所需支持多。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中央高度重视，组建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同志担任组长的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协调各部委联合推进国企改革事宜。
从工作层面看，国企改革十二样本的改革路径和方案各具特色，有的差别还比较明显，但有一点无疑是共同的，即先行者们在全国的改革大局中快人一步，而且，快人一步的背后是党的领导给力、制度激励到位等诸多因素。
在地方层面，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长杨雄十分重视本地的国企改革。山东省委省政府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山东国企改革“走在前列”的基本定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市长，对国企改革等经济问题独具见解，曾一手打造了重庆的“八大投”现象。新一轮国企改革中，黄奇帆再度披挂上阵，设计了重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基本蓝图，并强力进行推动，使得重庆国企改革方向明确、进展顺利。
数据显示，重庆、山东、上海等地国企上半年的各项关键数据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该说，这与前述各地改革的进展较快有着密切关联。
相反，一旦主要领导不重视国企改革，或者对中央改革原则领悟不到位，则国企改革必然迟滞艰难，甚至会出现倒退。比如有的地方简单地将国企改革理解为“混改”，舍此之外无动作，为当地的国企改革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强化激励 凝聚合力
如何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是企业和社会都关注的话题。对此，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董事长唐登杰的观点是：“国企改革中，调动高管和员工的积极性很重要。这不单单是涨薪的问题，更应该有科学的机制。”
面对这一问题，国企改革样本的普遍认知是，必须明确市场化的改革导向，用机制的力量凝聚改革合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重庆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权限全面下放，实现职业经理人和银行、证券类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基本达到行业水平。
加强利益激励的同时，国投、江西国资委探索了将原属集团公司、国资委的权限下放至二级公司、省属企业的改革，有关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体现，效果明显。国投电力是国投公司授权的试点企业，去年上半年，在煤价下降的背景下，该公司利润同比增长9%。
应该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商业类国企的市场化身份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活力将得到更好的激发。
顶层统筹 分类改革
实践证明，为改革而改革，往往事倍功半。国企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配套性”要一齐发力。
广东近年来的国企改革成果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有序、有效。比如其下属企业粤海集团研究编制方案，以水资源管理板块及粤海地产为改革试点，逐步将省国资委授予集团的全部权力下放。恒建控股正在抓紧制订国有资本的实施方案、权责清单。广东省属国企已全部完成集团层面的公司制改革，二、三级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革也有望在今年全面完成。
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采用的科学方法；坚持分类推进，把握好改革的次序、节奏、力度，确保改革扎实推进、务求实效，则为企业实践筑实了根基。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作为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企业，鲜明地呈现了改革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入选改革试点企业之后，国投开始大力度推进授权试点改革。总部通过派出专职股权董事，以公司治理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股东权利，清晰界定总部与子公司的职责界限；除董事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股权董事外，其他授权董事会选聘。
在明确董事会和经营层管理机制后，进而推进总部职能优化改革，推进审计监督体系改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经过近两年的改革实践，国投梳理调整现有业务，重点发展基础产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金融及服务业和国际业务，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命脉”和“民生”领域集中。
敢于容错 尊重首创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在于释放活力。众所周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自然还需要从企业自身探寻方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企改革中对优秀企业家的倚重已被提到更高层面。
上海市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力求从监管层面最大限度松绑放权，提振企业家精神。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国资委主任金兴明对《国资报告》记者表示：“国有企业同样有企业家，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怎么让企业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改革的着重点。”
2014年出台的“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率先提出有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明确改革创新项目因客观因素未实现预期目标，在考核评价和经济责任审计时不作负面评价。
仅有容错的机制还是不够的，来自基层的改革创举不仅需要肯定，而且需要广泛推广。比如兖矿在实践中探索出了采购环节的民主评议机制，每年可为企业节约采购资金15亿元。山东国资委认为具有普遍意义，拟在全省推行，实现了改革过程中的上下联动，也激发了基层进一步改革的活力。
国企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点很多，必须加强监督，以避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此，国投公司探索了以审计为核心的大监督体系，在降低监督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督效率。
统放结合 厘清边界
国资国企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改革过程中，涉及国资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分子公司之间的权限边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国企改革样本们从各地实践出发，或统，或放，在国资出资人监管和企业经营活力之间探寻边界。
重庆在改革中打造“3+3+1”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探索，思路非常清晰。重庆渝富集团、水务资产公司、地产集团3户国企，被改组为股权类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财务性持股为主，进行股权投资；重庆机电集团、化医集团、商社集团3户企业改组为产业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新设立1户渝康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专司不良资产的处置和经营管理。
在国企改革样本经验里，试点企业的改革及成果，是顶层设计的具象化过程，既是检验的试金石，也丰富着改革方案的修正弹性和反馈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点和焦点，其中的员工持股是难点也是敏感点，更成为统与放博弈的主阵地。
江西国企改革中，确立了配合混改设计的核心骨干员工持股方案，方案里确立了坚持“同股同价、岗变股变、人走股退”的制度原则。这意味着，骨干员工准入持股的出资价格公平，岗位变化股权变化，员工离岗则退股，从而有效实现了股权流转。
在江西国资委监管的另一家国企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改制后的公司管理技术骨干股权比例达到罕见的49%。上海则实施分类激励，国有及国有控股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上海国资委监管的上港集团就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积累试点经验。
创新模式 做强做优
无论是混改、近期的多起央企大型战略重组，还是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试点，都少不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影子。对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既是润滑油，也是催化剂。
以重庆渝富集团为例，它曾“开风气之先”，是全国首家地方国有独资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从2004年成立到2013年，定位于政府化解处置不良资产、经营运作国有资产的杠杆和工具，逐步形成债务重组、土地重组、资产重组三项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渝富集团进行了转型，在改组建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过程中，初具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架构，通过运用资本市场、基金、AMC等运营工具，着力打造上市公司集群，参控股企业55户，且以财务性持股为主，不做大股东，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不直接参与和干预被投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在打造产业和金融资本力上，体现出熟稔的财技和金融工具管控能力。
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包括推进央企强强联合、央企间专业化整合、央企内部资源整合和并购重组，到2020年形成一批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可以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打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具备竞争力并优化配置资源的企业全产业集群。而不管是企业“走出去”，还是强强联合、跨国并购，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经验来看，都要懂得借力资本市场、能够制胜金融博弈。
国企改革在路上，步稳蹄疾，行稳致远。
本文摘自：《经济日报》